李莉告诉记者，当时她并不知道要分班的事情，学校还没有通知，然而培训机构早于家长知道了消息。这家培训机构的老师很坦然地告诉李莉：“这些消息都是我们去学校调研得知的。再说我们有这么多学校的骨干教师任课，有什么消息还不是第一时间就知道了？”

 

让李莉不解的是，“为什么学校和培训机构如此默契？这些培训机构难道不在治理整顿的范围吗？”

 

从今年2月26日开始，中小学课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活动就拉开了帷幕。教育部联合民政部等四部门印发了《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此后，教育部屡屡发声，表达治理校外培训机构乱象的决心。近日，中央深改委还审议通过了《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

 

此外，不少培训机构联合签署了《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机构自律公约》，根据治理活动精神，约定“拒绝通过夸大宣传、虚假承诺、捆绑诱导等方式误导学生及家长参与培训；杜绝通过占坑班等形式将课外培训与中小学招生升学挂钩；杜绝以招生等任何方式与中小学校及其教师建立经济利益关系；杜绝超越学生所在年级课程提前上新课行为，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

 

李莉说：“去机构领作业，不提供个人信息和电话不发作业，这不是变相‘捆绑诱导参加培训’吗？在校教师任课明显是‘建立经济利益关系’。几个月过去，这个所谓公约还有效力吗？”

 

这些家长们想不通的事，也是记者想要探寻的真相。

 

1、培训机构消息灵通 因有校内教师前来授课

 

近日，记者以需要领作业的家长身份走入这家位于北京海淀区的教育培训机构。接待记者的是担任该机构教务校长之一的昕然老师，昕然详细地询问了孩子期末成绩，很有经验地说：“初一不相上下，初二差距拉大，初三就天上地下。初二是分水岭，一定要补课了，初二在学校排100名，初三就会自然降到200名开外，做家长的千万要当心。”

 

由于记者告诉她孩子数学偏科，她表示，可以安排某中学常年担任班主任的数学名师李老师为孩子补习。她说：“现在治理整顿的风声很紧，所以我们不能说出老师的全名，这是对老师的保护。另外，本校老师不带本校学生，这样对双方都好，你们也没有负担，老师也不会担心被举报。”

 

她详细地介绍了李老师的“战绩”，甚至可以压中中考数学题。说到兴奋处，她不小心带出了老师的全名，随后记者在网上查询，这位老师还曾荣获“北京市优秀青年教师”“优秀班主任”等称号。

 

昕然老师表示，如果李老师时间太满，还可以介绍一位某某附中的杨老师代课。“这位杨老师已经有11年教学经验了，走路带风，很有效率。她和李老师都很受学生欢迎。你把孩子的数学考试卷子发给我看一下，我转给老师，他们只要一看，就知道孩子的弱项在哪儿。我们不像一些机构是自己的老师代课，在那里讲再多的题有什么用呢？换换题型可能就不会了。我们由在校教师上课，我们教师有个特点，上课从来不带课本，一个U盘存着自己的课件，他们早就烂熟于心了。”

 

在这家机构的高分喜报上，还有某区中考头名的名字。昕然说，这位学生也是在这里补课，是李老师的学生。

 

昕然告诉记者，学校里分班、排名、考试等，他们总是最先知道的，秘诀就在这些在校骨干教师上。看记者将信将疑，她神秘地笑了。“我们没办法说太多自证，让孩子来试试就知道了，在校教师讲课和机构教师讲课绝对不一样。”

 

随后，记者在中华英才网等招聘网站上搜索这家培训机构，发现2018年这所机构招聘信息上还赫然写着“以特高级教师为根基的专业教师队伍，其中北京四中、八中、101中学、人大附中、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任职教师达50人以上。”

 

这样明目张胆违规为什么不怕被整顿？昕然表示，他们是在教委备案的专业培训机构，“那些无证无照的或者有照无证的，才是整顿的对象，家长在我们这培训就放一百个心吧”。

 

2、禁令之下依然故我 需求背后是好教育的标准缺失

 

此番关于中小学课外培训机构的专项治理活动甫一出台，就被冠以“史上最严”的定语。按照规划，治理分三个阶段推进。第一阶段是全面部署和摸底排查，对中小学校学生报班参加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情况进行普查登记，于2018年6月底前完成。第二阶段是开展部门联合集中整治，计划于2018年年底前完成。第三阶段则是专项督促和检查，建立黑白名单制度，计划于2019年6月底前完成。

 

在这个过程中，不合规的学科杯赛、奥数考试等被叫停，一些“课上不讲课下讲”的教师、校长被问责，一些培训机构被要求限期整改。今年4月，知名“坑班”水木龙华学校被叫停，前期治理整顿的效果良好。

 

然而，记者在暗访中发现，在一些培训机构，“提前学”“超纲学”“在校教师任课”等痼疾仍在，有的改头换面，有的只是把宣传单上的老师名字隐去，依然故我。文件在上，督查在旁，为何依然屡禁不止？专家表示，原因之一在于“有需求”。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在现阶段，考试分数依然是主要评价标准。因此，参加培训班的学生对象也悄然发生了改变，之前是学业成绩跟不上的孩子居多，现在是学业成绩中等偏上的孩子居多，而这正是最大部分的学生群体。”

 

华中师范大学测量与评价研究中心主任胡向东认为，尽管高校的毛入学率、高中的毛入学率都在不断提高，但是高校的数据中包括高职高专，高中的数据中包含职高等，进入好大学、好高中的机会依然不多。“因此，读优质的小学、初中很有必要，考试成绩在这个时候起决定作用”。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战略发展部主任马陆亭首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认为，公办中小学校和培训机构的这种私相授受的行径应该坚决查处和禁止。谈及该行为产生的原因，他认为，主要在于“什么是好的教育标准”目前没有标准答案。“怎样的成长对学生来说是最有利的？不同的阶段应该有不同的侧重点，知识、技能、心理发育等都有科学的时间节点。但是由于没有统一标准，目前各方都显得无所适从。如果单纯地把成长等同于知识点的掌握，这是极其偏颇的。通过补习得来的高分不是知识的获取，而是知识的记忆。我们若能尽快制定出相关标准，学校、家长、社会几方也许都能卸下身上的担子，让大部分人解脱出来。”

 

他坦言，课外补习从少数人的选择变成大多数家庭的选择，甚至不得不裹挟其中，这是社会主要矛盾在教育领域的体现。“下一步还要大力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化，让孩子自然健康成长，而且在义务教育阶段对学生的培养要多讲合作。竞争后移，这对孩子一生都是有益的。”

 

3、须增加督导的专业化程度

 

规范治理看似有章有法，却为何少了点对现实的震慑？储朝晖认为，这和专业队伍不够有关。“在治理整顿的过程中，应该增加专业队伍的督导。培训机构的架构非常复杂，不能简单地把它们当成一种对象来处理。而且，还有一些专业术语的认定，更需要专业人士的鉴定，比如什么叫‘零起点教学’，是一张白纸式还是之前需要有一定引导？仅仅依靠行政力量可能在认定过程中有一些偏颇。”

 

储朝晖还表示，培训机构是学校教育的影子，“有什么样的评价机制就有什么样的培训市场”。他介绍了邻国日本、韩国的经验。“在韩国，对学生的评价方式和我国类似，基本依赖考试成绩，因此他们的培训机构也很疯狂。在日本，由于考试招生制度多元多样，不单单依赖成绩，因此他们的培训市场就相对冷静。”

 

储朝晖表示：“评价机制的重点应该是促进人的成长。”

 

胡向东也讲到了近期发生的一个新闻，美国常春藤盟校在录取学生时将放弃“SAT成绩”，改用“成长档案”。“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用分数选才的片面性。近年来，由于亚裔学生大量培训、做题，让SAT成绩越刷越高，在美国本土，培训市场也逐渐兴起。”

 

同时，教师的待遇、职业成就感等都需要进一步提升。“时间长、任务重，事无巨细，教师的工作量很大。而且目前各校都在解决课后‘三点半’问题，老师们需要让学生在学校学习至5点，而这部分服务报酬很少。工作量在增加，报酬却不多，对于教师来说，负担相应增加。”胡向东说。

 

至于教师在培训机构任职的问题，储朝晖表示：“一些骨干教师在校外任教，校长却不太敢公开处理教师。因为一旦处理教师，别的教师很难承担起他的任务。因此，增进教师轮岗机制也很有必要，让教师迅速成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