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四大竞争力均跻身全国十强

 

南报网讯（记者 邹伟）今天（6月24日），中国社科院（财经院）与经济日报社共同发布《中国城市竞争力第17次报告》。该报告由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助理倪鹏飞作首席研究员，两岸四地城市竞争力专家共同携手，历时大半年时间联合完成。

 

通过课题组的长期研究，按照指标最小化原则，报告构建了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数、宜居竞争力指数、可持续竞争力指数、宜商竞争力指数，对2018年中国两岸四地293个城市的综合经济竞争力和288个城市的宜居竞争力、可持续竞争力、宜商竞争力进行了研究。

 

2018年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数十强依次是：深圳、香港、上海、广州、北京、苏州、南京、武汉、台北、东莞。与2017年相比，综合经济竞争力前3名没有发生变化，4到10名变化相对明显。具体来看，广州、北京的经济竞争力排名均上升1位，分别排在第4名和第5名，苏州、南京继续上升2位，依次排在第6名、第7名，东莞排在第10名，首次进入全国10强，天津则跌出10强。从10强城市的区域分布来看，整体分布格局与2017年基本一致，中部仍然只有武汉维持在10强城市中，除此之外的其它十强城市多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和港澳台地区，且绝大多数城市位于都市圈内，其中长三角都市连绵区、珠三角都市连绵区各占据十强中的3席，其经济竞争力整体领先优势突出。从总体变化来看，东莞、无锡上升3位，沈阳、大连大幅下跌，分别下降了20位和36位，并且南北分化加剧、中西部崛起、东北持续衰落。

 

2018年宜居竞争力指数十强依次是：香港、无锡、杭州、南通、广州、南京、澳门、深圳、宁波和镇江。长三角地区有6市入选，分别是杭州、无锡、南通、南京、宁波和镇江，珠三角地区有两个城市入围，分别是深圳和广州，但与长三角相比，宜居竞争力略弱，港澳台地区中的香港和澳门分列第1和第7位，城市之间宜居竞争力得分差距较小，城市的阶梯效应削弱。此外，香港、无锡、和深圳3市的排名在2015到2018年均在前10名之列，具有较强的稳定性。总体来看，城市宜居竞争力平均水平近几年总体呈波动下降趋势，至2017年达到最低点后，2018年有所回升，城市间的宜居竞争力差异2018年较2017年有所减小，宜居竞争力整体水平和差异走出谷底，空间分化态势有所收敛，中北部都市圈中心城市的宜居竞争力有所上升。排名变化来看，二线城市如石家庄、唐山、太原、重庆、济南的宜居竞争力上升幅度最大，分别上升45位、30位、28位、17位和11位，而中山、西安和长春的宜居竞争力大幅下降，分别降低了21位、27位和39位。

 

2018年可持续竞争力指数十强依次是：香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南京、澳门、成都、苏州。与2017年相比，前7位城市排名未出现明显变化，香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和南京的可持续竞争力仍保持在全国前列，具有较为明显的比较优势；澳门重回第8位，中部城市武汉则跌出10强，苏州进入全国可持续竞争力10强，西部中点城市成都上升1位，由2017年的第10名上升至第9名，成为西部地区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唯一代表。此外，全国都市圈的可持续发展呈区域化集聚，长三角、珠三角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走在全国前列，同时，首都、青岛、厦门都市圈的可持续发展水平也较高。层级来看，太原、唐山的宜居竞争力分别大幅上升16位和14位，中山则大幅下跌18位。

 

2018年宜商竞争力指数十强依次是：香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南京、杭州、天津、重庆和青岛。香港和北京的宜商竞争力处于最高等级，远远领先前十名中的其它8个城市，上海的宜商竞争力则处于第二等级，远低于香港和北京，而略高于深圳、广州等城市，深圳、广州、南京等城市处于第三等级，各城市宜商竞争力比较接近。从城市群角度来看，有3个城市位于粤港澳大湾区，3个城市位于长三角城市群，2个城市在京津唐城市群，1个城市在成渝城市，1个城市在山东半岛城市群。从都市圈角度来看，宜商竞争力水平排名较高和排名较低的都市圈内部“双子星”城市的宜商竞争力水平均较为接近；排名居中都市圈中的首位城市和次位城市的宜商竞争力差异较大，这表明都市圈的发展模式先中心城市提升，随后中心城市引领副中心城市提升，最后中心城市和副中心城市引领总体都市圈的提升。

 

研究发现，从城市社会发展看，中国进入城市风险的多发期。充分城市化的社会趋势已经不可逆转，未来十五年，中国城镇化将持续增长，城镇化的速度将继续平稳下降，常住与户籍人口城镇化差距将不断下降。特殊性的城镇化带来更加多发的城市风险。伴随着城镇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的不断发展，对就业和公共支出产生巨大的需求，但供给确却有减少的风险，数以亿计的半城镇化的进城农民工与被城镇化的“三无农市民”，如大量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状态，将引发严重的社会风险，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和房地产炒作导致严重的债务风险、房地产和金融风险。城镇化的多个“灰犀牛”正在走来，并且风险多发容易引起风险共振。因此，中国应当保持历史耐心、坚持产业支撑的城镇化思路不动摇、不断改善营商环境促进制造业尤其服务业的发展和升级，促使蓬勃的智能+产业成为化解各种风险的关键。

 

从城市经济发展看，中国处在迈向高收入国家的跨坎期。当前中国的转型正处在“一脚门里，一脚门外，重心在外”的状态，虽然少数城市跨入高收入的门槛，但是多数城市距离门槛遥远。城市转型的扩散是国家转型成功的途径和希望。当前，中国已经出现了令人惊喜转型扩散，局部扩散将支撑迈入高收入国家，未来十五年，中国将通过中心城市带动的逐步实现局部到全面的升级。但人口、土地、外资、学习等红利变化，城市转型扩散面临停滞的风险。中国应当运用市场化改革创造制度红利、关键制度改革的激发人才红利，进而再创其他红利，以市场取向改革促进动力转化和转型扩散。

 

从区域关系看，中国进入城市区域荣衰的博弈期。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区域经济正处在“南北分化”和“东中收敛”的博弈期，正处在衰退与繁荣犬牙交错较量中，并且衰退区域似有不断扩大的迹象。当前东部中心向中部已展示可喜扩展，中部崛起显示出区域从集中聚集向局部扩散的积极转变，未来中部成功转型将坚实支撑中国区域全面转型。但同时，南北分化加剧威胁区域转型东中扩散的进程，北方衰退似有向南方全面蔓延的危险。为此，中国应当实施“东中一体”战略，以“东中一体”应对“南北分化”。通过促进中部地区持续崛起和繁荣、加快筑牢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长江防线，以及通过多个经济区一体化战略促使区域经济跳出全面衰退的危险期。